印度对中国藏南地区的同化政策探析(1951—1959)（下）-j9九游会真人

作者：段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0年 第 2 期

（接前文）

三、占领区的宗教政策

除了语言政策外，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的宗教政策上的“双面政策”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这种双面政策指的是: 一方面，1956 年尼赫鲁极力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访问印度，尊崇藏传佛教，积极拉拢占领区当地寺庙喇嘛，允许当地传统的寺庙学校存在; 另一方面却处心积虑地建立所谓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从而断绝这些地区僧侣向西藏寺庙学习佛教经典的传统，从而削弱西藏在整个藏文化和宗教圈的影响力。这种看似矛盾却非常务实的考虑更值得我们进行探究。由于印度披露的关于尼赫鲁政府对藏南地区宗教政策方面的相关材料非常有限，因此我们需要将印度对藏南地区的宗教政策置身于印度对整个北部边疆地区的宗教政策背景下进行考察，凸显其双面特点。

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及其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以民族主义领导人自居，认为藏传佛教属于封建过时的东西，十四世达赖喇嘛则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但是随着占领政策的实施，1956 年尼赫鲁对藏传佛教及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政治考虑出发开始将十四世达赖喇嘛捧为宗教领袖，并且在 1956 年积极邀请其参加所谓的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并且指示占领区官员修复佛教建筑，刻意讨好占领区的寺庙和僧侣。其中，1956 年尼赫鲁积极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参加释迦牟尼 2500 年诞辰以及随后心急访问拉萨一事，突出地反映了尼赫鲁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稳定占领区和喜马拉雅山区民心进而强化印度控制的政治考虑。门隅地区的达旺寺长期由中国西藏地方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洛林札仓管辖，由哲蚌寺委派堪布管理。达旺寺有权委派该地区的下级地方官员，建立各级地方政府，征收赋税，推行僧差制度。

这是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对这一地区实施有效行政管辖的重要标志。在英印政府时期，阿萨姆步枪队采取武力断绝了达旺寺对色拉山以南地区的征税活动之后，为

了占领达旺，就已经考虑断绝达旺寺与拉萨寺庙的联系。由于西藏方面一直对达旺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所以阴谋没有得逞。在拉达克地区，很大一部分人烟稀少的地区被划分为不同的寺庙领地，这些寺庙从当地人中收税并且管理该地区人口。这些寺庙承认西藏的一个或者几个寺庙作为他们的本寺，而且这些地区的年轻僧侣必须在西藏的大寺庙中接受多年的教育和纪律培训。但是印度独立后，尤其是在 1951 年占领达旺之后，开始考虑断绝达旺寺和瓦弄地区寺庙与拉萨的宗教联系，而且这种削弱争议地区和拉萨宗教联系的做法也复制到了“西段”和“中段”地区，这成为尼赫鲁政府北方边境地区宗教政策的一部分。

在锡金地区，1955 年 7 月 25 日，尼赫鲁给外事秘书拉库·尼赫鲁的信中再次提到潘尼迦在噶伦堡设立藏文化研究中心，以便增强对边缘的影响力。尼赫鲁在信中说，“潘尼迦建议在噶伦堡设立一个研究中心，尤其是照顾当地的藏语群体(persons of tibetan stock)。我总体上同意这项提议，建议这件事马上去办。在办理的过程中咨询西孟加拉政府的意见”。随后，尼赫鲁在与锡金王公巴登顿珠朗嘉(palden thondup namgyal)和西孟加拉首席部长罗伊(b. c. ｒoy)的通信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件事。巴登顿珠朗嘉建议由印度政府支持，在甘托克设立一个“西藏研究中心”，尤其是侧重于研究来自西藏的佛教经典，目的是“这是源于一个传统，即将佛教经典学习从西藏转移到锡金，并且在这儿找到一个家”。罗伊提到，西孟加拉政府准备在大吉岭设立一个大学，建议这个研究中心附属于这所大学，尽管研究中心可以在甘托克保留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尼赫鲁认为尽管这和最初的提议不符，但是仍然可以将这些提议综合起来进行考虑，并且将潘尼迦的备忘录发给了罗伊，希望他综合考虑这些提议。最终，印度于 1962 年在锡金设立了“朗嘉藏学研究中心”(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tology)，由印度政府提供经费和书籍。此举很明显服务于尼赫鲁政府削弱拉萨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宗教影响的总体政策。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通过这个研究中心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的情报人员进行西藏历史和语言课程方面的培训。

在拉达克地区，1956 年 12 月 8 日，查漠和克什米尔政府主管拉达克事务的副部长巴库拉(kushak bakula)希望在列城设立一所给年轻的喇嘛讲授藏语和宗教教义的学校。按照巴库拉的说法，“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些孩子将会去拉萨学习藏语和宗教教义”。印度内政部长潘特(govind ballabh pant)尽管考虑了巴库拉的建议，但是认为这项建议和尼赫鲁在 1955 年 1 月 8 日曾经指示专门给宗教教育设立机构不合适的精神不符，因此不应该设立宗教学校。但是 1957 年 1 月 10 日，尼赫鲁指示内政部长潘特，“我认为我们需要帮助建立这个学校。我建议巴库拉动员当地寺院捐助设立这样一个学校。他说他会试一下。他说无论如何，当地的寺院都会给这些学生提供食宿。”最终，印度 1959 年在列城建立了宗教学校，依附于当地各个寺庙。这样，在列城建立的宗教学校，核心目的同样是在宗教层面削弱和拉萨寺庙的联系，实现寺庙僧侣学经本土化。

在达旺地区，尼赫鲁指示占领区的官员在达旺地区允许寺庙学校存在，并且积极拉拢当地寺庙僧侣，修复寺庙建筑，从而利用寺庙稳定占领区民心。1958 年 1 月 19 日，尼赫鲁给外事秘书杜特指示道: “在达旺地区，……我完全同意维里尔·埃尔温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在学校和训练中心引导孩子们去部落化，哪怕是一丁点都不行。……学校应该和大的寺庙紧密联系，因为这些寺庙在很久以前就是学校和学习的中心。活佛和高级僧侣应该和学校紧密联系。”尼赫鲁最后强调: “很明显，我们的一些官员认为我们是一个世俗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鼓励佛教教学或者和佛教礼拜场所发生联系。我认为这种观点在佛教区是不正确的。我们当然需要和寺庙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尽可能的帮助他们。我们应该修复和重建寺庙，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感兴趣。”这样，利用寺庙稳定占领区民心成为尼赫鲁政府稳定占领区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由于整个北部地区均处于藏传佛教文化区，并且拉达克和藏南地区的寺庙不仅向拉萨的寺庙上交供养，而且需要向拉萨政府上交赋税，这是西藏政府对这些地区行使有效行政管辖的标志。尼赫鲁政府在占领这些地区以后，一方面支持占领区的宗教活动，赢得占领区部落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却又千方百计地限制占领区寺庙和拉萨的宗教联系，尼赫鲁同意在列城设立一所给年轻的喇嘛讲授藏语和佛教经文的学校，则是典型的例子。那么如何满足这些宗教中心对师资建设的要求呢? 1959 年发生的西藏叛乱为此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有许多拉达克的喇嘛和其他人前往拉萨和西藏其他地方学习佛教经典，拉达克寺庙的主持兼克什米尔政府拉达克事务部长巴库拉(kushak bakula)以前想要在列城修建一所藏语学院，尼赫鲁曾经允诺支持他。1959 年 5 月 16 日，尼赫鲁在给杜特的信中指示道: “我们大体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想办法正在解决。这件事涉及从西藏聘请一些知名的教授和经师前往列城”，“巴库拉今天对我说，现在有许多来自西藏的杰出喇嘛和经师，应该很方便挑选一些作为学院的老师。我同意他的建议。”这样，西藏叛乱后，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的上层喇嘛成为尼赫鲁在拉达克和锡金地区的宗教学校中的重要教员，而这恰好满足了尼赫鲁削弱拉萨和这些地区的宗教联系，进而稳定了占领区的宗教界和普通信众的民心。

1959 年西藏发生叛乱后，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1959 年 3 月 31 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一行进入“东北边境特区”，印度政府指示”卡门边境特区“达旺分区的助理政治官员 t. s.穆迪(t. s. murty)负责秘密接待，另外从尼赫鲁政府帮助十四世达赖喇嘛发表谴责中国中央政府的声明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尤其是“边疆文官”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印度国内关于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政治庇护的争论颇多，因为这不仅涉及收留十四世达赖喇嘛一人，而且还涉及安置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的数千人，印度议会部分议员质询政府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政治避难以及允许数以千计的西藏人进入印度是否合适。尼赫鲁在 1959 年 5 月 4 日国会的演讲中，解释了收留这些人的所谓“政治正当性”。除此之外，印度政府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政治庇护的其中一大考虑，很明显是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宗教界的地位，稳定占领区的民心，从而巩固印度在占领区的地位。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b. n. mullik)在回忆录中认为“这种政治正当性从印度的国家安全角度也能证实”。穆利克认为，由于印度北部地区的很大一片地区居住的是佛教徒，尽管他们不是西藏人。不丹、锡金和尼泊尔北部地区的人、拉达克地区和东北边境特区达旺分区的门巴人也是佛教徒，还有其他一些地区是佛教的供养人，这些人从来没有被同化进印度社会，因此很容易被颠覆。在这种情况下，穆利克分析道，“印度如果拒绝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那么将会使我们的佛教徒非常失望，印度政府也会失去他们的拥戴; 反之，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现在印度，那么这就给边境地区的佛教徒一个焦点，这样他们的眼睛就不再转向西藏寻求启示和指导，而是安心呆在印度的边界之内。”

除此之外，从印度整个北部边境地区的防务和安全政策出发，穆利克认为，“印度政府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接待，照顾那些逃离家园的难民，不顾安全威胁以及巨额花销都会使北部边境地区的人民认识到，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因此十四世达赖喇嘛以及数以千计的难民出现在印度对于印度有着不可估量的安全价值，因为这使得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北部边境地区的人民，包括拉达克和不丹、锡金和尼泊尔北部地区的人民忠于各自的政府，免疫于中国政府虚假的宣传”。

作为尼赫鲁最为倚重的负责秘密情报的官员，穆利克的这番分析并不仅仅是事后对尼赫鲁对藏政策的辩护，而是普遍存在于当时印度领导人的考虑中，得到他们的认同。例如，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和内政部长潘特在 1960 年周恩来访印会谈时提到了关于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和随行人员“政治避难”待遇对稳定北部边境地区民心的作用，潘特同意穆利克的观点并且要求他下一次会议时向尼赫鲁提出这些观点。据穆利克回忆，他之后向尼赫鲁汇报自己的观点。尼赫鲁表达对“西藏文化和宗教的感情以及对西藏自治的责任”的论调同时，也向穆利克着重强调: “印度政府对待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西藏难民的做法极大地加强了边境地区的稳定。因为据他先前得到的报告，边境地区的居民由于中国对西藏的许诺，思想上摇摆不定。但是现在他们意识到中国的许诺完全是假的。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完全融入进印度人民中来”。

由此可见，尼赫鲁政府对占领区宗教政策的双面性特点完全为印度的国家利益服务，这种尊崇十四世达赖喇嘛地位，积极拉拢十四世达赖喇嘛稳定占领区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叛逃事件的发生。而印度给予十四世达赖喇嘛所谓的“政治避难”，除了其议会中宣称的所谓的“政治正当性”外，最重要的动因是印度从其国家安全考虑，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占领区宗教界和普通信众的地位，稳定占领区的民心，从而巩固印度在占领区的地位。而且这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成为后来理解印度政府扶植“西藏流亡政府”的最重要因素。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一方面在 1962 年 11 月 14 日，利用逃往印度的“藏独”分裂势力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在印度内政部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正式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由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负责兵员来源，美国负责提供武器装备和部分经费并协助训练，印度负责组编、后勤供应和直接指挥。其第一任司令官是印度的一名退休准将，副司令也是一名准将(藏族)。“印藏特种边境部队”的成立成为威胁中国西南边疆安全的隐患，并且使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复杂化。

另一方面，印度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佛教界的权威，直接安排和确认占领区各大寺院的活佛转世系统，如达旺寺和瓦弄地区寺庙，控制占领区僧俗民众，从而成为其间接强化占领区地位的有力工具。除此之外，印度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在联合国舞台上和西方世界中炒作所谓的西藏问题，造谣诽谤，混淆视听，成为冷战时期印度和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牵掣中国的工具。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尼赫鲁政府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占领区推行的社会文化政策的总体方针是灵活审慎，稳步同化。首先是实际占领，消除西藏地方行政管辖的痕迹，限制与西藏地方的经济交往和宗教联系。其次是心理手段的影响，文化上施加影响，让这些地区认识到自己属于印度国家，拒绝了阿萨姆政府的强制同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当地部落民的土地、森林等经济权益，保护当地的部落文化。最后是在占领区宗教层面断绝对西藏的依赖的同时，尊崇藏传佛教，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占领区人民心中的地位，稳定占领区的人心，旨在让他们感到自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情感上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在具体政策层面，尼赫鲁政府将道路和通信建设摆在了首位，其次是中小学校和医疗卫生等福利性措施，最后是推广国家社区和集体安置项目。“东北边境特区”的设立实质是企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由一条“战略边界”变为具有文化认同的“文化边界”和拥有行政管理的“行政边界”，最终采取一种文化和心理的方法将占领地区同化进印度的经济、社会中来。

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印度在占领区学校的语言政策上，狡猾地利用部落区没有书写文字的实际情况，推行印地语的天城体字母作为部落语的书写文字，从而为推行印地语制造了条件，其随后在部落区学校中强制推行阿萨姆语和印度语项目，则从根本上将占领区与中国西藏地方的语言、文化隔绝开来。除此之外，尼赫鲁政府积极创办印地语学校，通过印地语作为语言工具扩展印度对占领区乃至锡金、不丹的影响力，因此语言手段成为巩固自身在占领区的地位，维系印度在锡金、尼泊尔、不丹在内的整个喜马拉雅势力范围的有效工具。时至今日，这种占领区的语言文化同化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成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尤其是达旺问题的严重障碍。

在宗教政策上，尽管尼赫鲁政府在整个国家推行世俗化政策，但是在非法的“东北边境特区”及其广大的北部地区，尼赫鲁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其政策特点呈现“双面性”: 一方面通过 1956 年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赴印度参加宗教活动等方式，尊崇藏传佛教，积极拉拢占领区当地寺庙喇嘛，允许当地传统的寺庙学校存在; 另一方面却处心积虑地建立所谓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从而断绝这些地区僧侣向西藏寺庙学习佛教经典的传统，从而削弱拉萨在整个藏文化和宗教圈的影响力。这种看似矛盾却非常务实的考虑完全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利益。1959 年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对待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双面政策”随着1959 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而趋合流，尼赫鲁政府趁机支持和扶植十四世达赖喇嘛，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佛教界的影响力，稳定被占领地区的僧俗信众的民心，帮助其强化和控制这些地区，这在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成为印度对“西藏流亡政府”的一贯的政策，即刻意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占领区宗教界的影响力稳定占领区和战略上牵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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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纪录片“共和国战争”之“中印边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