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座从神话时代延绵至今的城市-j9九游会真人

《地缘城市系列》之成都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没有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在省内的首位度如此之高。以2022年的数据来说，成都作为四川排名第一的城市，gdp为20817.5亿人民币，占整个四川省gdp的36.8%；排名第二的绵阳则为3626.94亿人民币，仅为成都的17. 4%。这个幅度在中国27个省及自治区中无出其右，几乎可以说是“一座成都城，半个四川省”了。

如此之高的首位度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民国时期在四川乃至西南民众的口中，成都甚至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成都省”的定位。这种民间说法还得到过官方背书，比如民国时期由贵州督军署参谋厅监制的《自贵阳至成都路程略图》中，成都省一名就赫然与云南省、贵州省并立。

事实上如果再往前追溯，你会发现从蜀地的神话时代开始，成都所在的这片平原就已经是蜀地的中心。以至于任何一个中原王朝想控制四川，乃至整个大西南，所要搞掂的都只是成都这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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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的神话时代

无论是哪一个文明都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传说时代与信史时代。前者的信息传承依赖的是口口相传，后者则有着明确可信的文字记录。传说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历史信息因为口口相传的原因，以及认知局限的关系，被后世记录成文字时会加入很多神话成分，于是传说时代也会被称之为神话时代。

从整个中国文明的视角来说，夏以前的三皇五帝时期就属于传说时代。要是按现代人的理解，三皇五帝其实都是部落名，只不过在传说过程中被人格化甚至神格化。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传说历史中，古蜀文化亦有这种情况。

在文献记录如西汉杨雄所著的《蜀王本纪》中，古蜀国前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时代。五个时代又可分为了两个阶段，其中蚕丛、柏灌、鱼凫的首领被认证为“蜀王”，杜宇、开明的首领则升级为“望帝”和“开明帝”，并称“三王两帝”

《蜀王本纪》称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实就是指的这三个系出同宗的部族分别统治了蜀地数百年。杨雄还提到三王时期“时蜀民稀少”，意思是说受生产力所限，这一时期古蜀国的人口还比较稀少。

事情到了望帝和开明帝时代发生了质的变化。望帝的贡献在于“教民务农”；开明帝的贡献则在于治理了水患。有趣的是杜宇及其之前的三代蜀王，都神格化成了四个人，到了开明帝时期则合理化为了十二代。比如开明王朝的第一任首领鳖灵的名号为“丛帝”、第二代为“卢帝”、第三代为“子帝”。。。并且从第二代卢帝开始与秦国发生战争。

这一变化显示古蜀国开始从神话时代走向信史时代。公元前4世纪末，秦国派遣军队吞并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国并建立郡县，算是正式将这座城市带入了信史时代。有鉴于此，公元前316年这个蜀郡的建立时间点曾经长期作为成都城市史的开端。

严苛者依然可以认为，进入秦国历史的蜀地和成都才属于信史时代。只不过这种认定并无法抹去成都在此之前的建城史。就像即便不承认二里头遗址曾经是夏朝的都城，亦不妨碍洛阳从3800年前起算自己的城市史一样。

其实对于成都这座城市而言，信史时代晚一点来临倒不一定是坏事，因为那将意味着成都几乎是中国唯一一个从神话时代延绵至今的城市。在眼球经济时代，这份神秘感还意味着能够吸引更多的关注。

地理背景清晰同样是成都的一个优势。中原文化因为代表着华夏正溯，不可避免的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许多对神话时代人物的争夺，比如全国范围内仅炎帝陵就有五个。相比之下，古蜀文化的地理背景却没什么争议，因为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成都周边这片被称之为成都平原的土地上。丰富且集中的考古发现以及与文献记录对照，足以帮助我们拔开笼罩在成都身上迷雾。

青铜器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不能说所有的文明在初始时都有青铜技术，但如果一个上古族群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话，不仅意味着技术上的突破，更意味着拥有成熟的政治制度。

以出土青铜礼器而闻名的古蜀文化遗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存在于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1000年间的三星堆遗址；另一个则是活跃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金沙遗址。前者地处德阳地区广汉市；后者则位于成都市西郊，出土文物的造型虽然没有前者那么夸张，但精细程度却要明显高于三星堆。

作为古蜀国青铜时代的开端，三星堆青铜文物的出土，验证了古蜀神话时代的许多细节。《蜀王本纪》称蚕丛时代的人“其目纵”，这一点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具得到了验证。当然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蜀人真长这样。尽管三星堆遗址早在4800年前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但三星堆文化的起点却是在距今约3600年的时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点还要更晚点，用著名考古学家许宏的话来说时间上“相当于殷墟时代，甚至偏晚阶段，距今3200年到3000年”。

这意味着古蜀人真用青铜技术复原蚕丛的样貌，也只能凭借口口相传的只言片语加以想象，尤其这种想象还会加入神话成分。只能说古蜀人比后来的人更有想象力，要是让后人去想象“其目纵”是什么样子，一般只能想成二郞神那第三只眼睛竖着的样子。

此外三星堆的青铜器技术来源，并没有外形显示的如此神秘。同样引用许宏的话，其铸造技术“没有超过殷墟文化的，基本上都是模仿复制殷墟文化的”，且很有可能是“跟长江中游的人学的这样的技术，而长江中游的人又跟殷墟学的”。

这种联系从《尚书》等古代文献对古蜀国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些端倪。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起兵伐纣，为后世留下了名为《牧誓》的战前誓词。誓词中列出八个较大诸侯国，史称“牧誓八国”，蜀国便位列其中。这一记录表明最起码在3000年前，古蜀国已经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

此外杜宇和创建开明王朝的鳖灵，在传说中都有着明显的外部来源。《蜀王本纪》的记录中称杜宇是从天而降（从天堕）；鳖灵则是湖北人，死后尸身溯长江而上来到蜀地，复活后成为杜宇的宰相，并因治水之功接受禅让成为新帝（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

如果用“三王两帝”来断代的话，那么三王时代的蜀地应该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政治上亦属于部落联盟阶段；二帝时代则因为与外来文化的交融，而进入了拥有成熟农业技术和青铜技术的王朝阶段。

之所以用同源技术铸造出来的青铜器外表差距巨大，是因为长期独立发展的古蜀文化有着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原王朝在信仰上重祖先崇拜，器物上以鼎、爵等有实用功能的器物为主；古蜀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则与世界其它文明相似，有着明显的神权色彩。这使得三星堆出土的神树、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像等体型巨大的青铜器，看起来会更有宗教神秘感，甚至颇有来自异域的风情。

其实并不是古蜀文化异类，而是坚持祖先崇拜信仰的中国文明在这个世界上比较异类，属于独特的，人可以在死后变成神的“人神信仰”。既然神是与自己血脉相连的祖先，那么用来敬奉祖先的礼器自然也应该与他们生前保持一致。

当然随着秦国对蜀地的统一，成都也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神话时代，在文化上融入整个华夏了。这种情况在古蜀时代后期已经发生，你会看到当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从三星堆转移至金沙遗址后，神权的味道也开始明显的削弱。比如金沙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件与三星堆大立人像非常相似的人像，只不过后者的通高达2.26米，前者却只有19.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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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与成都

神话时代的终结，完全没有影响成都的地缘地位。

成都之于四川的核心地位，首先得益于它所依托的这片平原。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水热资源充沛的大平原地区，总是拥有最高的农耕潜力。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四川盆地的盆底大约有16万平方公里。不过盆底的海拔虽然较边缘山脉要低，却不代表都是平原，整个四川盆地平原区集中在西侧被统称为川西平原，这当中最精华的便是由岷江和沱江两江冲积而成的成都平原。

蜀人管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坝子”。坝子是西南地区的一个特有名词，意指由山地围就的盆地及河谷平原。围就川西坝子的是两条略成南北向的山体：西边是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龙门山、东边为分割川西平原与川中丘陵地区的龙泉山。

中国文化喜欢讲风水，一个好的选址背后最好有能被称之为“龙脉”的山脉，成都的龙脉就是这两条山脉。被两条龙脉包夹而成的川西坝子，南北长约180公里，东西最宽处有70公里，总面积约7340平方公里。

在多山的四川以及云贵地区，坝子的大小决定着一片土地的农耕和人口潜力。成都平原的面积看起来不算大，却已是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了。这一比较优势使得这座城市自始建以来，一直都是西南地区的枢纽。

说起成都平原的形成倒是颇有些特别，一般来说这种大平原都是形成于河流的下游，成都平原却是形成于河流的中上游。沱江与岷江都发源于西侧的青藏高原上，两江之水在穿透龙门山后横贯整个成都平原。之后再一北一南的在龙泉山中各寻了个缺口穿出，最终汇入长江。

没有形成冲积平原之前，成都平原原本是一个蓄满了水的凹陷盆地，南北长约200公里的龙泉山则是一个天然大坝。待到岷江水与沱江水从青藏高原带下来的泥沙，把湖底淤高变成平原后，古蜀文化的萌芽便开始在此萌发。

因为这两大水系的存在，看似一体的成都平原内部其实一直分为北部的沱江平原，与南部的岷江平原两部分。这一地理特点在现下的行政结构中依然得到完整体现。北部沱江平原为德阳所辖县市所覆盖；南部岷江平原则属于成都市。

从秦国在此建制蜀郡开始，位于岷江平原的成都城仿佛就是这片平原唯一的中心。然而你要是看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位置，就会发现前者属于德阳地区，后者对应的才是成都市。这意味着古蜀国的中心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转移，从北部的沱江平原转移至南部的岷江平原。

都城因为水患的原因，在一定范围内迁徙在上古时期实属常态，比如商朝在代夏之后，就最少在中原地区迁徙了五次都。成都要是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便古蜀国和后来的秦国将地区政治中心定位于此，日后也有可能再次北迁德阳地区。

让成都稳坐地区中心之位的，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史记》与《蜀王本纪》等史料记载，公元前3世纪中，秦国任命的蜀郡太守李冰在岷江进入成都平原的玉垒山处，开凿出一道宽约20米的引水口，作为灌溉成都平原诸多水渠的渠首。

这保护了成都将近2300年的水利工程便是都江堰。

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在于，利用水流落差及配套修筑的鱼嘴、宝瓶口等工程，实现了无坝引水、四六分水。每当水位较低的枯水季节，都江堰会将60%的岷江水通过位于水口左侧的内江导入成都周边的灌溉区，其余的江水及大部分的泥沙，则通过原来的干流（外江）从成都平原的南部穿透龙泉山汇入长江。洪水季节到来后，岷江水透过都江堰的调解，又可以变成倒四六比例，即40%的江水透过内江进入灌区，60%的江水透过外江排走。

背靠青藏高原的成都平原并不缺水，但却存在着不同季节水资源分配不均的通病。有了都江堰工程的调节，成都平原此后便能够得到稳定的灌溉用水。此外李冰开启的都江堰工程，还将部分流入成都灌区的岷江水，通过河道与沱江水系对接，使得整个成都平原的水资源可以在一张水网中得到调配。这也使得在工程建成后不久，成都平原便取代关中平原，成为了誉满天下的天府之国。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都江堰工程如此精妙，为什么却只选址岷江而没有在沱江复制呢？答案就在两条江截然相反的结构。简单点说，岷江水是在从都江堰所在的位置，穿透龙门山后漫流到成都平原南部的；沱江水则是由绵远河、石亭江、湔江等多条独自从龙门山而下的河流，在平原北部汇集成沱江，再通过龙泉山中的金堂峡流出成都平原的。

换句话说，岷江平原的总管在进水口，沱江平原的总管在出水口。

无论是修筑大坝还是都江堰这样的无坝引水工程，都相当于在上游干流处修筑一个分水阀。岷江单线穿出再漫流成多条支流的形态，使得为它安装分水阀成为可能；反之要是在龙泉山中的金堂峡这样做，虽然于下游地区有益，却无法解决沱江平原的水患问题。

一定要用金堂峡来解决沱江平原的水患问题，要做的就不是修筑水坝或再造都江堰，而是尽量疏通水道。《水经注》、《舆地纪胜》等古代地理著作认定，鳖灵当年为古蜀国所做的水利工程，就是疏导了金堂峡。这条又被蜀人称之为“小三峡”的峡谷共分为三段，其中最靠近沱江平原的这段被命名为“鳖灵峡”（另两段分别为明月峡与九龙峡）。

只不过这种扩张下游出水口的疏导之法，显然没有在上游安装水龙头的做法精妙。正因为如此，你会看到成都在都江堰的庇护下可以安然稳坐于平原的中心，德阳选址时却必须背靠龙泉山，就像大多数古代城市所做的那样，尽量依靠山前高地来规避水患。

顺便说下都江堰和成都的成功，还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地缘认知造成了重要影响。从地理层面来说，一条河流的上游会取最长的那条支流来计算。这样算的话，由四川中南部城市宜宾入境的金沙江才是长江的上游。然而由于都江堰和成都的成功，使得古人一直认定岷江才是长江的源头。

一直到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深入考察后，才认识到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源头。只是为了遵循传统认知，即便现在整个四川盆地依然被归为长江上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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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

如果仅仅是拥有一块旱涝保收的平原，成都在历史上还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毕竟在整个长江流域，天府之国的美誉并不算特别的优势。比如明清时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指的是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地区只要能丰收，粮食就足以供应全国；再早一点宋朝还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说。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一旦丰收，同样可以喂饱全国人民。

然而成都以及它所辐射的四川盆地，却有一个中下游地区无法匹敌的优势，那就是易守难攻。环绕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山地，尤其将之与黄土高原分隔开来的秦岭及大巴山脉，让蜀道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让人闻风丧胆的险途。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在穿越山脉时都会沿着河谷上溯，在翻越分水岭之后，再顺着另一条反方向的河谷进入山脉的另一面。秦岭和大巴山脉降水丰沛、河流众多，并不缺少可供选择的河谷。问题在于这两条中国核心区最“厚”的山脉，山间河谷两岸多为悬崖绝壁，并不像一般河谷那样多少有点冲积平原供人类通行。

于是为了穿越这类河谷，古人发明了“栈道”这种特殊的道路。具体的做法是在崖壁上开凿一个个孔洞，并钉入木桩，然后再在上面铺上木板形成悬在空中的道路。比如直穿秦岭南下蜀地的五条古道，除了陈仓道以外另外四条均借助栈道方能通行（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峪谷道）。

所有蜀道中最著名的是穿越大巴山脉，直抵成都平原的金牛道。《华阳国志》记载，秦惠王为了伐蜀打造了五头石牛送给蜀王，并且在石牛后面放上黄金，声称是石牛所粪。为了迎接这五头能粪金的石牛，蜀王下令开凿了金牛道。结果石牛是送到了，秦军随后也顺着蜀人修好的栈道攻占了成都城。

灭了古蜀国的秦人，将古蜀国的都城变成了帝国的成都县，并以之为蜀郡的郡治。不确定的是成都这个名字到底是沿用古蜀旧名，还是秦人新取的。虽然如此，名字里带个“都”字的成都城，此后倒的确有过几次为都的经历。

三国时代，成都是蜀汉政权的大本营。为了汉室复兴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还在金牛道的南端修建了著名的剑门栈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亦成为了天下险关的代表。到了让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在叛军兵临长安时，第一个想到的避难之处同样是成都，于是成都便在这场战乱中成了大唐的陪都。

纵观历史，除了这两次乱世为都以外，成都几次为都的经历亦都跟战乱有关。包括五胡乱华时做过成汉政权的都城、五代十国时做过后蜀的都城、明末清初做过张献忠大西国的都城。

蜀道艰难，成都平原又因都江堰成了天府之国，在乱世中被选中为都也属自然。只可惜成都虽好，客观上却不是一个成就霸业的好地方。蜀汉没有能够靠着成都北伐成功，李隆基同样也只能在成都沦为太上皇。另几个以成都为都的政权，更是如流星般划过历史长空。

说到底所有的事情都是双刃剑。所谓“少不入川，老不出蜀”，蜀道能让入川者视为畏途，同样能成为出川者的障碍；成都平原的富饶虽然是一种优势，却也会消磨掉据此建立政权者的雄心。好在并不是每一座城市都需要去志在天下，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为天下苍生保留一个大后方，才是成都和四川的使命（一如抗战时四川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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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枢纽

虽然优越的生存条件，反倒使得成都没有办法成为争夺天下的主角，但纵观历史，中国经略整个大西南却是少不了成都这个大西南枢纽。这里说的大西南，不只是位于四川盆地之南的云贵高原，亦包括青藏高原的南部。以省级行政区来说，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五个省市区。

公元前2世纪末，从西域回到长安的张骞给汉武帝带去了一个重要信息，他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国，看到了产自蜀地的布匹与竹杖（“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物产又来自于他们东南方向距之数千里的印度（身毒）。

大夏在汉朝的西南，印度又在大夏的东南，张骞由此推测位于帝国最西南的蜀地，一定有一条商道与印度相通。

此后为了验证张骞的推测，汉武帝先是派人打通了成都通往云贵高原的通道，并相继征服了以滇国、夜郎国为代表的西南诸国。由此打通了经由缅甸通往印度洋的商道，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西南丝绸之路。由于交通线的一端为成都，另一端为印度，又被称之为“蜀身毒道”。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下诏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放在了一起建制为“益州”，成都则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汉朝治理益州的政治中心。自此以成都为基地经略云贵，成为了一条延绵两千年的地缘路径。诸葛亮在三国时期对南中叛乱的平息，正是依托这一地缘路径。

可以说一旦成都有失便是四川有失，而四川有失影响的又将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宁。为此历史上每当四川因为战乱而人口锐减时，中央政府便会有意识的向四川进行移民，重建成都的枢纽地位。

最著名的移民事件发生于清康熙年间。明末清初的四川成为了人口损失最为惨重的区域。在南明、张献忠部、吴三桂部、清军等各方势力的反复争夺之下，四川的在户人口从明末的300余万，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的9.2万（1685年）。作为漩涡中心的成都，城内居民更是在这场战乱中，尤其是张献忠攻陷成都时被屠戮殆尽。以至于记录下这段惨痛历史的官员欧阳直留下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的悲愤之词。

不管那些以四川为战场的各方政权，到底谁应该对此负更大的责任。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向四川补充人口都成为了当务之急。为此清政府开始有组织的从各地，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向四川移民。由于湖南湖北地区在明朝时的行政区划为湖广省，这场规模宏大的移民工程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湖广填四川”。以至于现在的四川方言与湖北方言同属于西南官话区。

事实证明，这片富庶的土地只要能够稳定下来就能够迅速恢复人口，为帝国的西南安宁提供保障。清末民初在又一次政权更迭之际，与成都平原地域相接的康藏地区陷入了动荡。为了稳定藏区形势，成都成为了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力保藏区不失的大后方。比如在1905年发生杀害清朝驻藏大臣的“巴塘事件”，便是由当时驻成都的四川总督出兵平叛。

此后为了推进康藏地区的改土归流，民国政府于1939年在青藏高原东部建制“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被撤销建制，大部并入四川。

这一年，中国亦正式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军区。其中统辖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西藏的军区总部驻于成都，并被命名为“成都军区”。2016年2月，军区制转为战区制。原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合并为新的西部战区，这一领导和指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西藏和重庆所属武装力量的战区，总部依然设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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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西南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0.84亿人口（2022年）在西南地区的人口占比超过40%，这对于身为省会的成都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优势。不过回顾刚才的内容会发现，成都的地缘使命显然不应止于将四川盆地经营成一个让别人进不来，自己也不愿意出去的偏安板块。

在重庆已经从四川分离出去成为直辖市，昆明亦凭借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优势，希望成为中国对接东盟枢纽的情况下，成都在未来的地缘空间，实际已经在那次战区调整中被描绘了出来。

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最终决定战争结果的都是后勤保障力量。从晚清到现代的这一系列军事举措，都证明了即便云贵地区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不需要来自成都的力量帮助稳定局势，四川在保障西藏安全的问题上，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换而言之，你很难指望依靠西藏那364万（2022年）的人口，去拱卫长达4000公里的边境线。这种情况下，成都和整个四川作为西藏大后方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而这种为国护边的定位，必然也会为成都带来新的经济利好。

2014年12月正式开工的成都——拉萨川藏铁路，就是这一利好的具体体现。这条中国造价最高的铁路一旦全线贯通，成都作为西南枢纽的地位将被进一步夯实。